宋代寺院经济以丛林经济为主，具有比历代寺院经济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。它由寺田的开发、长生库经营、工商业活动、功德坟寺特权等组成。

       由于各种原因，宋代寺院的经济生活发展很快，收入和支出之数都十分庞大。寺院除了经常性的开支，如僧众的日常基本生活所需，寺院的营造维修、各种法会佛事活动等，以及参与地方性各类公益活动、慈善事业，有时还需向政府交纳助役钱、身丁钱。在所有寺院的各项收入中，寺田是最稳定和有效的组成部分。

       寺田是宋代寺院经济的基础。宋代寺田的主要来源，包括皇室的敕赐、信众的施舍、自身开垦、出钱购买、侵占官私土地等多种方式。在获得大量寺田的基础上，宋代寺院普遍建立起自己的庄园。据黄敏枝先生《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》研究结果指出，寺院的庄园经济在宋代相当可观。如宁波天童寺，有常住田三千二百八十亩，山地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亩；又如杭州上天竺寺，自绍兴三年(1133)至景定三年(1262)，仅敕赐田山即达三万三干亩；杭州径山寺也有田数万亩；灵隐寺有田一万三千亩；洛阳崇德院，有田二万一千亩；明州阿育王寺，寺田年收入租米三万石。以福州为例，北宋中期寺田约占民田的三分之一，南宋中期约占五分之一(不包括山地园林在内)。

       宋代寺院经济的一大特色，是以长生库为中心的金融事业。长生库，系寺院经营的质库(当铺)，一种以抵押借贷为主的金融机构。长生库源于南朝，它是对隋唐“无尽藏”的扩充和发展。长生库资本的主要来源，包括皇室赐与、民间施舍、寄存或合股资本，以及寺院本身的庄园收入、工商业经营收入等。它的活动方式，与世俗质库大致相同，主要为以物质钱、抵押借贷；它以高利贷资本为手段，达到商业盈利的目的。此外，长生库还经营各种实物借贷，尤其是谷物借贷；甚至还有耕牛的借贷、租赁。可见，寺院地主与世俗地主的剥削形态，同样是土地、商业、高利贷三位一体的混合形态。长生库的利率比较高，并有上升趋势(参考刘秋根《试论宋元寺院金融事业》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1992年第3期)。陆游曾对此发表感慨说：“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，谓之‘长生库’，至为鄙恶。”(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六)但他没有看到，这是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(商品经济发展、货币资本渗透、民众生活困苦等)紧密相连的、不可避免的现象。

       寺院经济生活与世俗相联系的另一方面，是工商业的经营。如开设碾铠业、制盐业、冶铁业、纺织业等手工行业，以及店铺业、饮食业、仓库业、药局业等商业性服务行业。通过加入世俗工商业活动，既充实了社会日常生活所需，繁荣了商品经济，又保证了寺院的货币资本来源。北宋政府曾规定，寺院与官户同例，凡“有屋产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、庄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，并以贫富以差出助役钱。自余物产，约此为准”(《食货志》上五，《宋史》卷一七七)。就是说，寺院月收房租一万五千贯，熟收粮食百石以上者，方纳助役钱。由此可知，宋代大型寺院还有为数极可观的房租收入。南宋时期，东南沿海地区寺院之富，已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民间生活。浙江一带，“今明州育王、临安径山等寺，常住上叟，多至数万亩，其间又有特旨，免支移科配者，颇为民间之患”(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甲集卷一六)。福建路寺院收入，除交纳两税和寺院日常支出，每年盈余达三十六万五千多贯(见《小畜集》卷一七)。禅林《清规》一再修改，不断增加有关保护寺院经济的内容条款，实际上是寺院经济不断扩大的反映。寺院内部库头、庄主地位逐日上升(南宋时为辅助庄主，更增设监收一职)，说明佛教庄园经济处于持续发展之中。

       但也应该看到，寺院的经济收入中，毕竟也有较大部分用于地方的社会福利、慈善救济事业，对社会作出一定贡献。这些公益事业如：造建桥梁、兴修水利、修建道路、植树造林、开发荒山，以及养老慈幼、济贫医病、收容饥民、设立义冢等。

       功德坟寺是与宋代寺院经济相联系的另一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功德坟寺，是一种建于贵族坟地上的私寺，其寺僧即是墓守。这种寺院在唐代已经存在，如唐睿宗景云二年(711)，敕贵妃、公主家始建功德院(见《佛祖统纪》卷四-t一)：至宋代而获得重大发展，史籍所谓“功德院”、“坟寺”、“香灯院”等都是。